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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2015-4-21 10:48:33  来源:三峡日报   责编:JJJ






上图是至今仍保存的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修建的三座碉堡,沿长江分布,从碉堡存留字迹清楚可见,它们分别被命名为“民生堡”、“民权堡”、“民族堡”。三座碉堡均位于枝江市白洋镇,按从上至下顺序依次位于该镇东丁家沟村、四陵坡、西垭子山村窑嘴山。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由此发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军民义无反顾抗击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异常惨烈,宜昌地区作为重要战场,经历了血与火,见证了生死搏杀,英雄壮歌气吞山河。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宜昌逐渐成为拱卫陪都的战略支点和战役中心。1939—1945年期间,在以宜昌为中心,包括信阳、南阳、宜昌、襄阳、荆州、常德、益阳等地在内的大约2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中日两军进行了6年之久的拉锯、抗衡,以争夺对江汉平原、洞庭湖流域地区和陪都门户的控制权。我们把以宜昌为中心的抗战态势称为宜昌抗战。
    宜昌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到能否拱卫陪都重庆,保卫大后方,而且考验国民政府能否坚持抗战,建立和巩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线。因此,宜昌抗战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从政治上看,宜昌抗战成功拱卫陪都、保卫大后方,对于增强国民政府的抗战信心,确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国内形势看,能否坚持宜昌抗战,是事关国家大局、影响抗战走向的政治问题。宜昌抗战开始,正值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战事最为艰苦的时候。日军方面对华加强军事打击,妄图以战迫降,早日解决“中国事变”。1938-1939年,日军倾巢出动,除了留置1个师团防御本土,全部增兵中国战场,总兵力近100万人,达到最高值。日军构筑了两道战线:一是占领武汉、广州,攻击长沙、桂南,构成对华海上封锁线;二是在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一线更小的地域内包围战略大后方四川,构成陪都封锁线。1940年6月,日军11万人发动“宜昌会战”,攻占宜昌,形成正面迫近陪都的战略态势。另一方面,在胁迫汪精卫投降之后,日军又实施“桐工作”计划,对重庆国民政府开展政治诱降,双方代表在香港开展和谈。由于大片国土沦陷,尤其是汪精卫降日,成立南京伪政府,严重冲击了国民抗战的信心,中国抗战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峻抉择。在这危急关头,打好宜昌抗战,遏制日军进攻,保卫陪都,保存抗战首府和军事统帅部,成为有效激发抗战信心、凝聚抗日力量必须长期面对、不可须臾偏离的战略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从国际局势看,宜昌抗战的进行和结果,为中国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得到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推动中国进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提供了事实依据。中国抗战发展态势直接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战斗意志、战斗能力的判断和国际形象的定位。宜昌抗战初始,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尚未形成,中国在东方抗日战场上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宜昌抗战因其与陪都安危得失和中国抗战成败直接关联,因而在中国战场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受到美苏等大国高度关注。1941年6月,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为了促使中国战场牵制日军,避免苏军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与日德作战,委托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崔可夫到宜昌考察战事,参与策划宜昌战役。崔可夫向蒋介石提出重点打击宜昌及东部地区日军、相机夺回宜昌的作战方案。从作战结果上看,正是宜昌战场对陪都这一政治军事指挥中心的牢固拱卫,确保了中国正面战场的领导,坚定了世界对中国抗战的信心。罗斯福直白地讲:“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日军可以将许多师团调到其它战场来作战”。因此,美国于1941年8月,亦即反攻宜昌战役前夕,组建志愿援华航空队来华对日作战,并直接参与鄂西会战等一系列空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受邀与美、英同时对日宣战,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四巨头”联合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与同盟国协同作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宜昌抗战态势促成了中国抗战国际环境的改善,对国际政治新格局的构建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二、从军事上看,宜昌抗战从区域性的战役中心,升级为影响中国抗战全局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宜昌是中日两军正面争夺的焦点和区域性的战役中心。早在1938年迁都重庆之前,国民革命军就在正面战场构筑以宜昌为中心的防线,当年2月制订了《宜昌巫山间江防计划方案》。1939年,江防军组建,长江宜万要塞炮台设置形成体系。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之后,统帅部立即对正面战场部署作出重大调整,在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结合部,新成立第六战区,陈诚任总司令,统领第10、26、33集团军及江防军等部,以30万人的总兵力,重点部署宜昌、恩施、荆州、常德等地,担任陪都正面防御,北以第五战区为左翼,南以第九战区为右翼,形成以宜昌为中心,合力拱卫陪都的作战布局。
    宜昌更是日军重要的战役目标,其占领宜昌的战役意图一直非常明确。在“宜昌作战”中,日军不仅派出号称“陆军名门”的第3、13、39师团,甚至对基层士兵也作了深入的宣传鼓动。1940年,驻宜39师团一位士兵写到:“宜昌不仅是湖北湖南的交通要冲,而且是处在向抗战中心地四川重庆进攻的突破口。若从中国方面来讲,丢掉宜昌,就如同被人家掐住脖子一样。”以至于这些士兵认为能够参加“宜昌会战”是一份“体面”和荣耀。为确保占领宜昌,前出重庆,日军在宜昌及周边的当阳、土门、荆门、沙市密集修建了5个军用机场。在作战中,日军不惜违背国际公约,把使用毒气这一卑劣手段变为惯技,1941年10月日军在宜昌使用毒气弹2500枚,致使中国军队官兵1600余人中毒,其中600余人死亡。另据档案记载,1943年5月在石牌、11月在当阳淯溪石头坡、五峰仁和坪青林桥等地,日军都悍然使用毒气。日军强化军力配置以及频繁使用毒气弹的事实,充分表明了宜昌抗战战斗之惨烈,足见双方对争夺宜昌这一战略要点的高度重视。
    以宜昌为中心的战场上,先后发生了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反攻宜昌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大规模正面作战;以新四军五师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以及我党对民众广泛动员,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正面战场。正是中国军队在宜昌浴血战斗,有效地阻止了日军西进。1940年5月枣宜会战,张自忠将军为了御敌于襄河西岸,保卫宜昌,血战殉国,成为中国战区殉国最高级别的将领;1940年11月到1941年11月一年内,宜昌周边先后发生了南津关战役、二次宜昌西岸战役、四次远安战役、二次分乡场战役、郝穴作战、荆宜攻势作战等11次有案可查的作战。特别是在1941年3月的宜昌西岸战役中,日军以猛烈的攻势,一度前进至北斗山、平善坝,虽被我第32、41、44、104师击退,但其西窥重庆的战役意图完全暴露,随即国军于1942年制定了《第六战区拱卫陪都作战计划》、《拱卫陪都交通破坏计划》等一系列以宜昌为中心的新的作战部署,重兵布防宜昌江南地区,并沿天柱山、木桥溪、榔坪、石牌一线构筑坚固工事。因此在鄂西会战中,国军得以利用险要地形和既设工事沿途阻击,消耗敌人,决杀于石牌,旋即反攻,以弱胜强,取得鄂西会战的胜利。石牌因此成为日军西进的止点,拱卫陪都的屏障,被当时的国内外媒体誉为“中华民族精神堡垒的标识”。6月4日,外交部长宋子文专程向罗斯福总统通报鄂西大捷。宜昌的战役中心地位得到充分显现。
    从战略层面上看,宜昌是影响抗战全局的重要战略支点。确立和形成这一战略支点,是基于宜昌的战略地位和枣宜会战失利的教训。日军在枣宜会战襄东作战阶段,隐蔽战役意图,其主力在枣阳附近与国军激战,同时不断从第三、九战区抽调重兵加入,调动宜昌守军北上,后突然急转宜昌。国军统帅部对日军奔袭宜昌估计不足,组织三、九战区策应作战乏力,导致宜昌防御措手不及,6月12日宜昌陷落。国军《枣宜会战战斗详报》对战略策应问题进行了认真总结,在此后的正面战场得到改进,历次宜昌战役,都有周边各战区协同,牵动全国抗战战场,周边各战区作战,宜昌战场也均予策应。例如,1941年9月,日军抽调驻宜昌4个步兵大队,2个山炮大队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9月30日,国军江防军第2、94军及第8军第5师共7个师乘隙进攻宜昌,77、59军进攻当阳。至10月10日,突击部队攻入宜昌城,迫使日军烧毁文件、军旗,准备“玉焚”,日军派出飞机、投掷毒气弹,并调兵回援。1943年5月鄂西会战中,统帅部对全国战场上明确提出“第六战区第一、石牌第一”,当日军从当阳39师团、沙市13师团、南昌34师团、九江68师团、应山3师团、应城58师团、石首40师团调集兵力时,第九战区立即在赣北、赣南、赣西,第五战区在鄂北、鄂西北发动有力策应,空军第四大队、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从四川江津、梁山、湖南芷江调动飞机,江防军出动舰艇协同,上演了一出全面出击、水陆空联合作战的精彩战剧。1943年11月,常德会战中,日军从当阳抽调2000多人,我77、59军随即策应进攻当阳,迫使日军调回。宜昌一地的作战行动既牵动着全国广大地区战场态势,也是周边广阔地域内战场态势的风向标。
    三、从物资运输上看,宜昌作为长江航运枢纽,在战时承担了大量的物资中转运输任务,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1938年10月,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入川的250多家企业、100多万吨物资、9万多吨极其珍贵的设备仪器、10多万军政要员、机关附属人员和难以数计难民,拥堵在宜昌。当时,前有川江天堑,后有日寇追兵,加之长江枯水期即将到来,情况万分危急。宜昌各界组织800余只木船、3000多名工人,配合民生公司火轮,在40多天里抢运全部人员物资离开宜昌。这次集中抢运内迁,保护了“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和“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对此后作战必需品的保障起到了关键作用。
    宜昌也是军需物资出川运输的主要中转枢纽。宜昌沦陷之后,航运中断,下行的弹药、汽油、粮食、被服等物资不得不在兴山县香溪、宜昌县三斗坪上岸,经陆路运输,由于山路崎岖,只有将大量物资化整为零,由沿线的县、乡、保、甲组织背夫接力背运。主要运输线路,一是从香溪经黄粮到保康、老河口,送五战区;二是从香溪到雾渡河、宜昌前线,送六战区;三是从三斗坪经点军、长阳、五峰到湖南,送五、九两个战区。崎岖的山道上,常年奔走着一支支“铁肩队”。6年的运输总量已不可详查,仅以1943年10月《收复宜沙作战设施案》所列为例,此役五、六两个战区所需弹药为:步枪弹1700万发、轻机枪弹1273.8万发、重机枪弹362.3万发、迫击炮弹8.63万发、战防炮弹22275发、山炮弹10500发、平射炮弹4050发、高射炮弹9450发、手榴弹40.5万颗,仅弹药运输需民夫43962人,另需担架夫24375人。
    从作战结果看,宜昌抗战中枣宜、鄂西两场会战毙伤日军10725人(注:中日两军伤亡统计差距很大,此数据为编者统计)。经过6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宜昌人民付出了18万多人的伤亡,物资财产损失不计其数,用鲜血和生命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宜昌抗战表现出来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暴、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战斗意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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