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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记忆》:宜昌的“330” 葛洲坝工程背后你不知道的事(三)​
2017-1-9 11:58:01  来源:宜昌三峡广电总台   责编:郭晓晖

宜昌的“330” 葛洲坝工程背后你不知道的事(三)
文|王念时
本文由三峡广电公众号首发

    1980年7月邓小平来到葛洲坝听取了工程进度和枢纽布置情况介绍。看了正在紧张施工的二江电站厂房、三江防淤堤,还下到3号船闸闸室底部进行详细考察。他特别关心半年后的大江截流的准备工作情况后说“这个场面很大”。在乘车绕宜昌市区一圈,浏览市容和城市建设的时候说,随着大工程兴建,宜昌会有大发展!

    10万人 2亿6千万元人民币 三次汇报会

    葛洲坝工程上马热闹是很热闹,开工以后那些部队官兵、工程技术人员和各路来的民工高喊着“为毛主席争光”的口号,万人下江,肩挑手抬,企图用人海战术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工程。到翌年2月,进入工地的施工人员已逾5万5千多人,后来又达到10万多人。
    但历史却给葛洲坝前期施工者开了个惩罚性的玩笑。葛洲坝在三边政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指导下危机四伏,前期施工险象环生,施工不按基建规程办事,指挥部命令破除大体积混凝土搅拌夹冰(水泥的生化热需要发散)的制度,即“不准吃冰棒”,质量控制又不严,造成已浇筑的数万立方米坝体到处是裂缝、蜂窝、狗洞;1972年底不得不被迫停止施工,2亿6千万元人民币掷于长江付诸东流。
    为此张体学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不得不于1972年11月8日至11月21日连续三次抱病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采取果断措施:宣布葛洲坝停工,责令反对上葛洲坝工程的林一山牵头组成技术委员会解决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
    1972年关于葛洲坝工程的三次汇报会,是决定葛洲坝未来命运的关键会议。1972年11月8日晚5时30分至9时20分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指出:“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 在张体学抢着回答问题的时候,周恩来批评道:“我是问他嘛。党的会议,这样跋扈,怎么得了!都包下来怎么行!”当汇报2号库门混凝土质量很坏时,周恩来发怒道:“老工人喂猪,这么荒唐!你们官僚到这个地步,一万多人的队伍,为什么你们不到生产第一线? 淮海战役,军长,师长都亲到前线!”
    周恩来说:“应该准备一年。我们当时不想马上上,就是你们急得不得了,以为机不可失。最积极的就是张体学同志,还有一个曾思玉同志。”纪登奎插话:“我也是积极分子。当时体学同志说,葛洲坝出了问题,把脑袋挂在天安门上。”周恩来说:“要挂都挂,不是他一个人挂,是我们点了头的。当时,我们也有弱点。曾思玉同志从朝鲜回来等着不走。我们想,人家不走,总是有些道理。听了汇报,我们也同意了。如果我们硬是不同意,也搞不起来的。可是,主席看出来了,在批示里面“赞成兴建此坝”,首先是不泼冷水;然后说:“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现在不就修改了吗? 现在是修改的时候了,再不能等了。”
    1972年11月9日晚7时30分至12时20分还是在国务院会议厅会议继续。钱正英讲到今后主要靠机械,民兵全部撒走的时候周恩来问道:“民兵一天多少钱?”钱正英回答:“每天1元2角5分。”周恩来问:“已经花了多少钱?”钱正英回答:“2亿6千万元。”周恩来很有感慨地说:“张体学同志,挥金如土啊!”

    停工两年 重新设计

    当张体学汇报工地有困难,但有办法,有希望,要鼓干劲时周恩来说:“光鼓干劲不行吧! 主席批示不是这样。主席批示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要修改设计,重点在这里。要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还要鼓干劲?到现在还是这样?你们说“三边”,我看了文件,文件上没有“三边”。”周恩来接着说:“鼓干劲得考虑。你说你这一套,林一山说他那一套。林一山实际是有不同意见的,不过是另外一个说法。既然如此,意见不一致,不行,我说得停下来。”
    周恩来还说:“整顿队伍好办,主要是设计,要把方案搞出来。你们如果说不行了,我们马上停下来。长江上如果出问题,砍头不是你一个人,要砍头我带头!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建国二十几年了,在长江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要载入党史的问题。主席两年前有了这个话,还不总结经验,修改设计?”李先念表示:“对基础混凝土不能迁就,不行,就炸掉。”周恩来说道:“先把认识一致了,方案先定下来。施工队伍是教育问题,第二步的问题。共产党的队伍,教育好办。林一山对高坝说得那么容易,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今冬能不能搞?”
    以林一山为首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在友谊宾馆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经过五天讨论,写出《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决定停工两年,重新设计。11月21日晚,周恩来又一次听取了汇报,同意他们的决定。相比前两次会议,周恩来显得比较轻松。他最后还嘱林一山把设计材料给他的老对手,那时还关押着的李锐看一下,提点意见:“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要有对立面!”
    于是,火热的葛洲坝工地冷清下来,一片狼藉。10万官兵和民工开始撤离,留下了3万5千人护坝和待命。当时对这一点没有任何消息报道,透露给宜昌以外的国人知道。

    复工与大江截流


    林一山和他在长办的得力干将和助手在修改葛洲坝的方案的时候终于想出和完成了近乎天才的设计:挖掉葛洲坝这个小岛以理顺河势;选定“两翼一体”的枢纽建筑物布置;筑两道超长防淤堤实现“静水通航,动水冲沙”;利用尾岩抗力固定坝体;采用大单宽流量泄水闸消能防冲:特别是据理力争取消了原设计大江的5孔泄水闸,添置4台 12.5万千瓦发电机组,使葛洲坝装机容量由 221.5万千瓦一跃为271.5万千瓦,增加发电50万千瓦。
于是就有了1974年的复工。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工程,其最精彩、最惊心动魄之处就是1981年的大江截流。
    大江截流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国内外的专家过去从未在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上进行过截流,这次是要第一次腰斩长江,而长江的流量很大,枯水期短。葛洲坝工程初期阶段制订的截流方案是截流流量5000~7000立方米/秒,截流水头4.6米。若按这一设计方案进行大江截流,确实难以保证截流成功。因为,截流水头4.6米,在截流时需要克服40万千瓦的能量,截流块体重量需45吨以上。据当时掌握的情况,世界上已建工程的最大截流能量均小于20万千瓦,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所需克服的能量整整大了一倍,显然是难以实现。
    长办的科研设计人员经过反复试验研究,最终提出截流方式采用两岸并进的立堵和平堵相结合的方案:上游单戗立堵承担3米落差,下游戗堤承担1 米落差;准备物料用施工设备,作为安全后备措施;截流时段选在12月下旬至1月上旬最枯水位时间,截流流量定为3300~5200立方米/秒;截流水头控制在3米以内;截流堤轴线选在上游围堰背水坡的位置;上游龙口采取实船抛投以形成拦石坝。
    1981年1月4日枯水季节,在全世界注视的目光中,葛洲坝工程如期进行大江截流,于是无数的中国人和宜昌人就在电视上看见了截留的情景。当年我父亲王维顺是在一艘船上现场观看的,回来只说了一句话:“中国人就是了不起!”
    据媒体报道:当初在大坝合拢过程中,当龙口只剩20米宽时,滔滔的江水咆哮着、怒吼着,25吨重的四面体投下去就像一片树叶在水面上飘然而去,抛投多少就冲走多少。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坝头仍毫无进展。在这紧急关头,施工人员用粗实的钢丝绳把四个25吨重的混凝土四面体联成“葡萄串”,两岸同时把两串总重达200吨的葡萄串截流块体准备好,4台推土机加大马力同时将其推入龙口,两边混凝土四面体的挑角稳稳地在水里站住了,接着就是一阵石块、石渣、四面体猛烈抛投,不到一小时就合龙了。原计划7天,结果仅用36小时就斩断长江,顺利实现截流。所以这座雄伟的大坝是中国人民智慧和力量的象征。

    创造了100多项中国水电施工纪录

     从1971年12月30日葛洲坝工程开工到1972年停工,从1974年10月葛洲坝工程复工到1981年 1月4日大江胜利截流,从同年7月第一号机组并网发电到1988年底安装全部机组,再到1989年岁尾国家作最后竣工验收,核定工程总投资为48.48亿元,与毛泽东当年所说的50亿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就不得不感叹伟人就是伟人,要不为什么有如此语言,就如同国外学者声称的那样,像毛泽东那样具有雄才大略、超人的胆识的领袖三百年才有此一人!
    如今乘船上下均须通过葛洲坝船闸。无论你入闸还是出闸一定会惊叹葛洲坝的伟大成就。葛洲坝其一、二号船闸下闸首的人字门单扇面积就相当于两个标准蓝球场,当时堪称天下第一门,而葛洲坝二江泄水闸每逢汛期便会营造出雪浪飞虹的人间奇景令游人留连忘返,李先念在世时参观葛洲坝泄水闸凝视很久,很久都舍不得离开!
    1980年7月邓小平来到葛洲坝听取了工程进度和枢纽布置情况介绍。看了正在紧张施工的二江电站厂房、三江防淤堤,还下到3号船闸闸室底部进行详细考察。他特别关心半年后的大江截流的准备工作情况后说“这个场面很大”。在乘车绕宜昌市区一圈,浏览市容和城市建设的时候说,随着大工程兴建,宜昌会有大发展!
    1981年1月2日大江截流前夕,赵紫阳到葛洲坝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泄水闸能否在主汛期来临时安全开启宣泄上游洪水:因为二期大江工程尚在围堰中,泄水闸如果发生任何意外,整个在建的葛洲坝枢纽将被洪水毁于一旦。果然,1981年的夏天发生了那场百年不遇的72000秒立方米特大洪峰,虽令全国人民忐忑不安,但泄水闸和整个葛洲坝工程坚如磐石、安然无恙。
    因为葛洲坝所以才有了葛洲坝集团公司,这家公司独家兴建了葛洲坝工程,累计完成土石方工程10804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1145.8万立方米,金属结构制作安装22.3万吨,钢筋制作安装7.6万吨,水电机组安装271.5万千瓦,在当时创造了100多项中国水电施工纪录。“葛洲坝大江截流”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章,葛洲坝二、三江工程及水电机组安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为三峡工程做好实战准备
    葛洲坝工程不仅缓解了华中地区电力紧缺的局面,显著改善了三峡河段航道条件,还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在河流泥沙研究,深水围堰修筑,大流量、高水头截流技术,大型船闸及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大规模机械化施工,洄游珍稀鱼类人工繁殖与资源保护等方面,都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培养锻炼了一支高水平的巨型水利水电工程科研、设计、施工、管理队伍,为建设三峡工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好了实战准备。
    当然也有遗憾,葛洲坝是低水头迳流电站,机组容量虽有限但体积却大得惊人。每台机组制造出来后其整体重量达到3000吨,若用东风卡车载重量计算得用600辆才能拖动。于是有关领导和专家耽心这样的庞然大物安装在葛洲坝出了问题有损中国形象。于是有关部门将葛洲坝尚未制造的后19台机组一律由17万千瓦改为12.5万千瓦。这样一改总容量减少数10万千瓦,其总的发电量亦减少了许多。而事实上1号、2号机组运行状态非常好,年年丰水期都能超额定负荷而达到18.5万千瓦。
    正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葛洲坝同样并非无可挑剔,但葛洲坝建设的伟大实践本身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记。葛洲坝作为新中国水电建设的里程碑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是一座新的长城。
    作为中国人没有理由不感到莫大的欢欣。在葛洲坝工程胜利完工的时候,全国一片欢庆声中,谁也没有提出过疑问,这工程如何从上报的预算13.5亿元升至决算 48.48亿元,工期从“3年半发电、5年竣工“拖延至10年半发电,18年才竣工的? 也很少有人知道,葛洲坝工程匆匆上马的原因,也没有人知道这座工程曾经九死一生,走过怎样艰辛的历程!

    葛洲坝不会忘记张体学

    张体学(1915—1973),原名张体照,河南人,却一直在湖北战斗和工作。张体学出身贫苦,因家庭负担重,他10岁就帮助父亲在村边烙烧饼、卖油条,父亲为他不再当睁眼瞎,咬紧牙关将他送进私塾读了两年书。1932年正式参加红军,调入军部任首长贴身交通员、警卫员。在一次转移时,军长徐海东将部分公款(银元)交给张体学背着,并嘱咐他一定要保管好。途中军部机关部队被敌人包围,徐海东带领十几名警卫人员为军部打开通路,战斗到晚上突出重围,第二天早上清点人数时发现张体学不见了,军首长便派人回原路寻找,张体学背着沉重的钱袋,直到第四天才找到自己的部队,将银元一块不少交给军部。这就是张体学的人品。而他因为在湖北力争修建了丹江水库和葛洲坝工程而闻名于世。1972年因病去世,很有些“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觉。
葛洲坝不会忘记林一山
    林一山(1911—2007)。林一山因为是个当代水利专家、毛主席称他为“长江王”而闻名。林一山1949年从事水利工作,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兼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负责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1950年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1953年在与林一山的交流过程中,毛泽东为他对长江的了如指掌所惊叹,称他为“长江王”。1956年在武昌接见武汉地区党政领导人,毛泽东曾风趣地对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林一山在荆江防洪问题上提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解决办法;1958年组织建设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该工程不仅是汉江的重要防洪工程,也是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工程;1972年在负责修改葛洲坝设计任务时,最终形成“一体两翼”方案,将一个陷于困境的工程引向了成功。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悼念首任主任林一山时,用这样的话概括了他传奇的一生:“近百年岁月,叱咤风云。十五载戎马生涯,求索北平,驰骋齐鲁,鏖战辽沈,南下荆楚,壮志冲天。矢志不渝也,情操高尚矣,大禹传人难忘林一山。逾万里巨川,奔腾浩荡。六十个治江春秋,辩证问水,三段固本,高峡平湖,南引北济,厥功至伟。哲人其萎乎,余泽长存焉,西陵石壁永镌长江王。”

    葛洲坝不会忘记钱正英

    钱正英(1923—)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卓有建树、十分少见的女部长,水利水电专家。钱正英出生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名门望族,是个才女,刚满10岁就进了中学,怀着“做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的理想进入了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并入上海同济大学)学习,从1942年参加革命就是从事治淮、治黄等水利工作,1950年,年仅27岁的钱正英被破格提升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部长。曾参与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海河等江河流域的整治规划,负责水利水电重大工程的决策性研究。在治理淮河及密云水库、刘家峡水电站、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等工程建设中,处理了出现的重大技术难题。虽然对于葛洲坝钱正英不能与张体学、林一山比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是一位伯乐,发现并培养了李鹏,从而使得三峡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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